桥梁意象：从文化名片到精神象征
在塞尔维亚的文化语境中，“桥”不仅是物理上的连接体，更是一个深植于民族记忆的精神象征。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的经典著作《德里纳河上的桥》，到曾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东欧电影《桥》，这一意象已然成为塞尔维亚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塞尔维亚语言文学学者彭裕超副教授指出，“桥”的内涵在中塞交往中持续积淀，其意义不断丰富。2014年，中塞共建“一带一路”的首个基建项目——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大桥，更是将这一象征从文学与艺术领域延伸到现实合作，赋予了它新的时代意义。
东方智慧的引入与转化
塞尔维亚长期面临如何定位自身的问题，其文化焦虑促使学界不断寻求借鉴“他者”智慧以实现自我觉醒。历史上，欧洲曾是主要的参考对象。然而，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彭裕超翻译的塞尔维亚作家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的小说《竹书》，便是这种转向的例证。这部创作于1989年的禅宗主题小说，讲述了四位主人公因竹结缘、历经尘世苦痛并在命运起伏中寻找生命出口的故事。作者巧妙地将东方禅宗所蕴含的精神意涵与审美气质融入塞尔维亚的文学叙事，实现了东方智慧在本地文化语境中的转化与内化。
这种创作范式并非孤立现象。以巴亚茨为代表的一代塞尔维亚作家，怀揣着寻找精神出口的迫切感，主动拥抱东方文化。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塞尔维亚文学的内涵，也为应对时代的普遍困境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书中描绘的冲突后的和解场景——主人公对坐啜茗、鞠躬作别，相忘于江湖——体现了一种超越零和博弈、允许差异共存、追求自我与世界双重和解的东方逻辑。这种智慧，正成为当代多元文明交流中珍贵的精神资源。
文学作为认知媒介与理解桥梁
中塞两国在语言、宗教、历史轨迹及地缘政治处境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客观因素容易导致误解的产生与固化。在塞尔维亚民间，部分民众受西方叙事影响，仍倾向于从单一的经济视角看待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互联网上，一些网民对塞尔维亚的理解也可能停留在相对扁平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忽视其复杂的地缘心态与文化挣扎。
为了打破这些认知偏差，需要一种中立且具有深度承载力的媒介。文学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彭裕超副教授通过译介《竹书》、《永远的“瓦尔特”：巴塔传》、《塞尔维亚诗选》等作品，并参与编撰《塞尔维亚语讲中国文化》，致力于推动文学成为一座“桥”。这座桥引导两国民众通过阅读，深入对方的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结构，在对话中建立更深层的同理心。伊沃·安德里奇在其散文《桥》中写道，桥属于所有人，对所有人平等；它总是建在人类需求交汇之处。文学这座桥，正是建在两国人民渴望相互理解的需求交汇之处。
学术深耕与荣誉认可
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持续教学与研究积累，为中塞人文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彭裕超副教授作为该专业教研室主任，其研究工作涵盖了塞尔维亚语语言文学、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等多个领域。他所获的塞尔维亚共和国金质勋章，是塞尔维亚国家授予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之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在文学翻译与文化传播方面贡献的肯定，也是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几代学人集体耕耘的认可，体现了塞方对两国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视。
面向未来的共同路径
一位访华的塞尔维亚学者曾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中国人如何看待成功？他在文学中感受到，西方逻辑中的成功往往具有排他性，意味着超越与征服；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成功未必以他者的失败为前提，更强调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这个思考触及了不同文明对于发展秩序的根本理解差异。文学交流的价值，就在于促使双方跳出固有框架，去品读对方的发展逻辑及其背后的全球意义。
随着中国发展成就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为诸多身处发展十字路口的国家提供了启发。塞尔维亚知识分子通过文学这座桥，品读中国，从东方智慧中寻找回应时代困境的路径。这个过程，也是塞尔维亚社会对“他者”认知不断深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从早期通过个人见闻书写中国，到如今系统性地借鉴东方思想资源，文学构建了多层次认知的基础。这座由文字构筑的桥梁，让相隔遥远的两个国家，在精神层面不断贴近彼此，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相处之道。